2026年11月8日，第十届刑辩经纬论坛在世俱杯 一楼108会议室顺利举办。本届论坛由世俱杯 主办，南京市律师协会、世俱杯 犯罪预防与控制研究所刑辩研究中心承办。论坛聚焦“数智时代刑事辩护的挑战与机遇”这一议题，围绕（一）刑事辩护中智能应用风险与规范（二）智造虚假诉讼材料的识别与救济（三）无效辩护的性质、标准及其惩戒（四）有效辩护的性质、标准及其实现四项议题展开研讨。来自各地的法学学者、司法实务工作者与青年学子共百余人参与了本次论坛研讨。

开幕式与优秀论文颁奖

开幕式由世俱杯 教授、世俱杯 犯罪预防与控制研究所所长狄小华主持。世俱杯 党委书记蒋恩铭，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党委书记、执行主任、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吴加茂应邀出席并致辞。

蒋恩铭书记在致辞中指出，本届论坛恰逢《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的重要节点，上一届论坛研讨的修法议题现已形成可供逐条研读的草案文本。与此同时，数智技术深刻改变了刑辩生态，大模型、合成证据等给证据审查带来新挑战，人工智能兼具风险与赋能价值。本届论坛围绕刑诉修法、人工智能刑辩应用两条主线展开研讨，为法律职业发展提供参考。刑辩经纬论坛自创办以来坚持学界与实务同台论道，依托世俱杯 百年法学积淀与犯罪预防与控制研究所的持续深耕，已成为国内刑事法学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品牌论坛。进入数字时代，刑事司法现代化需要各主体校准定位，律师更应兼具法律素养与数字能力，严守职业伦理、善用新型技术。蒋书记强调，对辩护权的持续关注、证据真实与程序正当，正是本次论坛的价值追求。

吴加茂主任向各位参会嘉宾致以热烈欢迎，他谈到，刑辩经纬论坛历经十载，始终扎根刑事司法实践，紧扣时代法治议题，搭建起学界与实务界对话交流的优质平台。本届论坛聚焦数智时代刑事辩护的机遇与挑战，契合数字中国、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大势，兼具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刑事诉讼全流程，重塑刑事司法格局，也更新了刑辩工作模式与能力要求。对刑辩律师而言，数字工具能够有效减负增效，帮助辩护人从繁杂事务中抽身，专注案件实质研判。他期待与会同仁充分交流研讨，将实务难题转化为研究议题，凝聚共识、共建适用规则，为完善数智时代刑事诉讼与辩护制度贡献智慧。

开幕式后，周金刚主任宣读本次获奖论文名单，并由陈瑞华教授、蒋恩铭书记、王锦亚法官、狄小华教授作为颁奖嘉宾为获奖作者颁发荣誉证书。

第一单元：主旨报告

本单元由世俱杯 教授秦宗文主持，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世俱杯 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刑事诉讼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检察理论研究会副会长陈瑞华作主旨报告，原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党委书记、社长，最高人民法院一级高级法官王锦亚和世俱杯 博士生导师、世俱杯 犯罪预防与控制研究所所长狄小华教授与谈。

陈瑞华教授进行了题为“刑事诉讼中的有效辩护问题”的主旨报告。他指出，随着刑事辩护全覆盖持续推进，辩护覆盖率稳步提升，但如何实现有效辩护，已经成为刑诉法修改背景下亟待回应的时代命题。辩护制度经历了“有权辩护、有人辩护、有效辩护”三个阶段，有效辩护作为被告人的一项权利，既包含被告人的请求权、申请权，也包含私法上律师的勤勉尽责义务与公法上公检法机关的客观性国家义务。有效辩护不等于胜诉结果、不等于当事人满意，核心在于律师履职过程的专业、尽责，而无效辩护需要同时满足履职瑕疵与不利后果两项要件。他结合本土案例，讨论了委托人与辩护律师立场协调、量刑协商等实务难题，倡导协商性辩护思路。侦查阶段、涉案财物追缴与刑民交叉、刑行交叉案件尚存律师介入的广阔空间，法律同仁应把握修法窗口期积极建言，拓宽刑辩业务边界。

王锦亚法官结合审判实务就报告内容进行与谈。他提出，有效辩护在我国现阶段更多属于理论研讨范畴，尚无明确立法规定，但相关讨论对司法实践推进具备重要价值。他认同有效辩护应当侧重过程履职与配套保障，反对将有效辩护简单等同于无罪、改判等结果；否定部分指控事实、实现从轻量刑，裁判文书对辩点予以回应同样是辩护成效的体现。有效辩护离不开法律共同体协同支撑，除律师勤勉尽责外，公检法机关应当完善配套保障，近十年裁判文书对辩护意见的回应质量已有明显提升，但证人、鉴定人出庭机制仍有完善空间。同时，脱离事实、证据与法律的空泛辩论易浪费司法资源、激化控辩审对立，应倡导理性、实质的辩护，让辩护意见获得司法认可。

狄小华教授围绕数智时代刑事辩护作与谈分享。他提出刑事辩护应当秉持顺势而为的理念，既要把握人工智能、轻微犯罪增加、行刑衔接等为有效辩护提供了空间与条件的制度机遇，也要正视制度变革对律师执业提出的更高标准。人工智能为刑辩带来效率提升、质量优化、业务重构的机遇，但也存在数据泄露、人工智能生成虚假材料、不当使用诱发无效辩护等风险。他建议刑辩从业者要树立开放的互联网与数智思维，强化交涉协商能力，坚持人为主、人工智能为辅，审慎校验人工智能输出内容，防范技术风险。同时法律共同体应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制度完善，助力刑事辩护高质量发展。

第二单元：刑事辩护中智能应用风险与规范

本单元由东南大学世俱杯 教授尹吉主持，世俱杯 副教授吴进娥、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徐伟作专题汇报，世俱杯 教授狄小华、助理教授赵常成与谈。

本单元第一位报告人吴进娥进行了题为“生成式诉讼文书虚假引证审查职责法定化”的报告。她指出，人工智能辅助生成诉讼文书易产生幻觉，出现虚假案例、虚构法条、错误学理观点等问题，当事人、律师乃至司法人员提交的文书中均有发生。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9月7日发布的《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诉讼参与人负有审查义务，但诉讼参与人的审查能力有限，且缺乏有效的外部约束，而诉讼相对人审查受限于文书开示的范围，难以做到全面审查，因此法官是生成式诉讼文书虚假引证审查的最后守门人。但是由于法官审查职责法定化不足，针对当事人提交的诉讼文书，法官怠于审查、选择性审查问题比较凸出。未来，一方面应在法律规范上明确承办法官对审判具有影响力引证的审查义务；另一方面在司法软法规范建立标准化履行程序。

本单元第二位报告人徐伟进行了题为“实证考察资金分析鉴定的实质质证保障”的报告。他谈到，资金分析报告在实务中容易被赋予过高权威性，但该类鉴定大量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其鉴定结论受原始数据选取、数据清洗、计算规则、人工调整多重环节影响，不同算法模式可能造成涉案金额计算结果差异巨大，现有传统鉴定规则难以适配这类新型证据。对此，应建立分层披露机制，区分基础披露与补充披露，兼顾质证需求、数据体量、个人隐私与国家安全。同时要完善配套质证保障，明确辩护人申请的书面答复规则，强化鉴定人出庭，厘清证据资格、证明力与举证责任。

赵常成老师就报告内容进行了与谈。他提出，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司法新现象，并非都要创设全新规则，部分问题可依托传统法律机制化解。针对人工智能生成诉讼文书存在虚假引证的问题，落实文书制作人、法官的审慎审查义务，搭配二审发回重审、纪律惩戒等既有制裁手段，也是实现规制的有效手段。对于融入算法模型的资金分析鉴定意见，现有电子数据审查、鉴定人出庭、专家辅助人、证据印证等制度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仍存在局限，算法模型与分析过程的开释说明仍有待立法跟进。他同时提出构想，辩方获取原始交易数据后，可自行搭建算法模型开展验算，以此提升质证能力，为破解算法黑箱提供实践思路。

第三单元：智造虚假诉讼材料的识别与救济

本单元由南京警察学院副教授闾刚主持，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一级主任科员焦惟奇，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方琴，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刘晓明分别作专题汇报，世俱杯 助理教授何成宸与谈。

本单元第一位报告人焦惟奇进行了题为“人工智能生成虚假材料的识别、证据审查与风险社会治理——基于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检察数智监督的探索”的报告。人工智能普及大幅降低虚假材料的造假门槛，生成的文本、图像、音视频等材料形式完备、技术痕迹隐蔽，传统形式审查已经失效。针对人工智能虚假材料的审查难点，应建立来源可追溯、内容可核验、过程可解释、结果可印证四项审查规则，明确诉讼排除、程序制裁、刑事追责、平台协同四层处置机制。结合基层检察实践，以可计算规则转化、智联体数据碰撞、RNR闭环响应、“6+X”场景模型群四个着力点嵌入，推动形成前端预防、中端审查、后端追责的治理体系。

本单元第二位报告人方琴以“法院对AI辅助辩护意见的审查规则研究——以‘技术性辩护意见’的采信标准为中心”为主题进行报告。她提出辩护律师使用AI生成辩护意见已渐成常态，但法院如何审查尚缺乏明确规则。传统辩护意见审查建立在“辩护人认知主体性”之上，这一前提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层是认知的在场性，辩护律师对辩护意见中的每一项主张都有独立的认知和理解；第二层是认知的可规则性，辩护律师对于辩护意见的内容承担认知责任。这两层含义共同构成了传统辩护意见审查制度的认识论基础。AI介入后，辩护律师对AI输出既无法说明其推理过程，也无法对其推理过程承担责任，法院审查因此面临可追溯性危机。她主张从认识论进行重构，将AI辅助分为形式性辅助、实质性辅助和策略性辅助，并针对证据资格、核实义务、回应义务三重困境，提出以基础可靠性为采信门槛、以合理核验义务约束辩护人、以差异化回应义务要求法院的分层规则框架。最后，她总结AI辅助辩护意见的审查是数字时代刑事司法面临的新问题，这一危机揭示了司法认知的一个深层结构，司法裁判的正当性不仅依赖于裁判结果的正确性，还依赖于裁判过程的可追溯性。

本单元第三位报告人刘晓明以“辩护中AI生成证据的审查困境与规范应对”为主题进行报告，他从刑辩一线场景出发，指出AI生成文书虽行文通畅、格式规范，但充斥着“精致的平庸”缺乏“人味”，更可能生成虚假案例。他结合北京通州法院股权代持纠纷中AI虚假引用案例及全球虚假引用数据，指出刑辩场景面临信任崩塌、文风侵蚀和规则失灵三个问题，认为AI正在攻击刑辩的“被听见”和“被相信”两条命脉。他提出律师当下应做好三件事：主动披露AI生成部分及验证情况，通过权威数据库人工核验案例，守住律师对法庭负责的守门职责，并强调“人机协同，责任在人”。

针对以上三位的报告人的精彩发言，何成宸老师发表了与谈意见。她认为，三篇文章分别来自法院、检察院、律师三个岗位，具有互补性。第一篇文章实务探索扎实，并且体现了基层检察机关创新能力，另外她建议补充在算法误报时提交人说明的澄清机制。第二篇文章理论功底扎实，抓住传统审查默认“辩护人对每句话心里有数”这一被忽视前提，提出了三层审查思路，并且她建议“核验义务平等”也适用于控方公诉意见。第三篇文章现场感强，“正确的废话”“精致的平庸”等相关语句概括生动。另外何老师建议区分两类对象，一类是辩护词、引用的案例这种法律论证材料，另一类是提交给法庭的证据。如果在概念上稍作区分，后面“举证责任转移”“要素式审查”等规则设计会更有针对性。最后她指出，三位报告人共同回答了一个问题，即AI进入诉讼后，如何让人依然对结果负责。从检察官的立案治理，到法院的分层审查，再到律师的职业把关，三位报告人都给了不同的角度的答案。如果这些要求可以逐步成为控辩审各方共同遵循的规则，那么AI便能够更好的促进司法公正。

第四单元：无效辩护的性质、标准及其惩戒

本单元由江苏石城律师事务所、南京市律协刑法委副主任李小敏主持。江苏瑞格律师事务所主任、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周金刚、烟台大学世俱杯 副教授刘文轩分别做专题报告。泰和泰（南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南京市律协刑民交叉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吾采灵与谈。

本单元第一位报告人周金刚以“‘边缘犯’与无罪辩护”为主题进行报告。他提出，多数“无罪案件”并非明确无罪，而是处于罪与非罪的边缘，其中“边缘犯”即是行为踩到犯罪边界、客观构成要件已满足，但主观存疑的案件。他结合职务侵占、口罩销售、平台售假票等案例指出，此类案件客观要件往往已经具备，核心争点常在主观故意、明知和目的。他主张边缘犯辩护首先要以客观证明主观不能，如平台帮助案中，司法鉴定证明平台模式下供应商与顾客直接交易、平台无把控能力，从而不能推定平台明知供应商的违法销售。第二，以主观证主观不能，要注意主观证据的善变，须在被害人、证人的陈述逐渐找到显而易见的矛盾、常识性的错误。最后他提出要从行为目的来证明主观不能，从行为人的目的来证明主观问题。

本单元第二位报告人刘文轩以“律师执业权利法官救济模式论”为题开展汇报。他认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程度与人权保障水平的重要标尺。在应然层面，办案机关对律师执业权利负有保障义务。然而，在实践层面，办案机关侵犯律师执业权利乱象不止。实践检视发现，现行检察救济模式囿于律师申诉控告意愿不高、维权案件数量低位徘徊与纠正侵权比例持续走低三重困境，救济质效与立法期许相去甚远。究其原因，其根源性问题在于救济主体的中立性存疑，关键性问题在于救济效力的强制性孱弱，派生性问题在于救济程序的行政化积弊。为此，建议在持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大背景下，借《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之契机，通过构建本土化司法审查制度与完善程序性制裁机制，助推检察救济模式向法官救济模式转型，进而实现救济程序的诉讼化与救济效力的刚性化。此外，他还认为，无罪推定原则是刑事辩护制度的基石，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可参照国际公约的相关表述予以增设。同时，还需将有效辩护原则写入《刑事诉讼法》。

针对两位的报告人的精彩发言，吾采灵主任就报告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吾律师指出，周律师提出的“边缘犯”概念具有创新性和实务价值，刑事辩护的主流恰恰是边缘化、非典型犯罪，商事犯罪、刑民交叉案件等边缘地带具有较大辩护空间，关键在于用客观证据解释主观目的和资金用途。针对刘教授的报告，她结合律师维权工作实际指出，律师执业权利救济仍面临立案难、阅卷难、保全难、执行难等现实问题，部分地区司法信息化水平与AI应用之间存在明显“割裂”，而这些需要各位学者去推动，从而能够从顶层设计上真正推动制度建设。

第五单元：有效辩护的性质、标准与实现

本单元由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南京市律协刑法委副主任晋虤‌主持，上海市光明（南京）律师事务所李翰轶律师、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贺瑞云律师、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吴志文律师分别作专题汇报，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蓝天彬律师与谈。

本单元第一位报告人李翰轶以“算法时代控辩平衡的重构”为题进行报告。李律师以辩护方的“技术贫困”为切入点，指出在智能办案系统支撑下，控方已形成强大的技术武装，而辩方往往仅靠纸质卷宗与人工核对，技术鸿沟正悄然抽空控辩平等的基石。报告将这种系统性弱势界定为“技术贫困”，并通过翔实数据揭示了其实务面貌：一是数据贫困，控方已建立完整数据闭环，面对动辄数十万笔交易的海量数据，辩方人工阅卷难以穿透；二是算法贫困，算法多在控方内部黑箱运行，辩方缺乏质证入口；三是算力贫困，刑辩与法援资源有限，市场红利难以惠及普通辩护人。李律师强调，技术贫困正引发环环相扣的内核危机，不仅导致控辩失衡，更因算法黑箱引发“技术性悖论”，使有效辩护空壳化，同时算法输出易通过自动化偏见和锚定效应俘获法官心证。针对资源、结构、市场与认知四重成因，他提出三条程序反制路径：一是权利升级，确立分层次的算法解释权与数据接入权；二是算法质证，确立“算法不可解释即不可采”的阶梯式证据规则；三是建设短中长期结合的“数字法援工具箱”，以公共投入托底。最后他呼吁，技术中立是个伪命题，唯有通过制度安排实现控辩技术武装对等，才能让控辩平等在算法时代真正落地。

本单元第二位报告人贺瑞云以“始于侦查、终于侦查：以侦查思维重构无罪证据链的司法适用与多维价值”为题进行报告。报告首先亮明核心命题：刑事辩护始于侦查、重于侦查，破局的根本路径是以原生侦查思维在黄金窗口期重构无罪证据链。针对不少同行关于“法理讲得再透彻，合议庭仍照单全收侦查卷宗”的困惑，贺律师解释道，审判查明的是法律事实，而其底层骨架在侦查终结时已被侦查卷宗固定，法官并非看不懂辩护意见，而是不敢仅凭言词辩论推翻一整套已形成闭环的侦查证据卷。随后，贺律师结合四起亲办案件加以说明：在一起酒后强奸未成年人案中，辩护方于案发后第三天即介入，即便掌握无罪线索，提交无罪证据仍须格外慎重；在一起涉案金额1.9亿元的骗取出口退税案中，辩护团队通过现场调查取证完善证据链，当事人在第30天即获取保候审，公安机关未予报捕，正说明无罪证据链已臻完善。最后，贺律师总结并强调，四个案例共同印证无罪证据链的重要性，以侦查思维把辩护实效前移至侦查阶段，能为后续审查起诉与审判提供可检验的事实基础。侦查阶段构建无罪证据体系击穿有罪推定，实现无罪，是最具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效辩护。

本单元第三位报告人吴志文以“数智时代有效刑事辩护的技术边界与制度实现”为题进行报告。报告首先指出，数智技术带来工作效率提升、证据形态复杂化、辩护质量评价标准被重写三层变化。随后，吴律师以阅卷方式从线性阅读到案卷建模的重构为例阐释机遇：传统阅卷逐页阅读、人工摘录，机械摘抄耗时且易受时间压力影响；数智化阅卷则形成可检索、可标注、可比对的结构化材料，围绕构成要件、证据链条、量刑情节、程序瑕疵建立问题清单，让律师的精力回流到法律评价本身。结合多人共同犯罪、证言矛盾、电子数据三类典型场景，以及2016年“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吴律师提出辩护阅卷应从“阅读文件”转向“审查数据链”。继而，报告提示技术便利亦可能转化为程序压力：分析结论以“报告”“研判意见”形式入卷，算法黑箱的复杂性反被用来阻断审查，数据合规与智能写作则使辩护责任面临稀释风险。针对上述风险，吴律师提出从形式参与到实质可审查的四项最低标准，即信息获取、技术理解、人工复核与过程留痕，强调有效辩护始终是权利保障和利益维护，应警惕只让工具生成摘要、套用模板化辩护词、对算法报告零质证的新形式化辩护，凡智能工具形成的材料均应经律师人工复核。在合规边界上，吴律师主张让工具进入流程而非取代判断，建议建立工具准入分级、人机协同工作底稿、提交前核验清单三项制度，明确律师可以承认使用工具，但不能把错误归咎于工具。最后，报告从阅卷规则、算法质证、行业指引与庭审中心主义等方面提出制度完善建议，总结并强调应构建“可审查、可留痕、可救济”的数智辩护体系。

针对三位报告人的精彩发言，蓝天彬律师发表了与谈意见。蓝律师首先逐一回应三位报告人的发言，他指出，李翰轶律师所揭示的辩方数据与公检法掌握的数据差异极大，因而提倡重构控辩双方的平等地位，具有一定意义；贺瑞云律师的报告可归结为“侦查式辩护”，要义在于强调调查取证的思维；吴志文律师则认为数智时代要善于利用工具识别风险。随后，蓝律师就“有效辩护”作出辨析：广义上的有效辩护是尽职尽责、有质量、有力度的辩护，狭义上的有效辩护则是尽职尽责、有质量、有力度、有效果的辩护。蓝律师认为，刑事辩护应当具备全面审查思维、重点突破思维与沟通博弈思维，在刑事辩护全流程中注重会见、阅卷等相关环节；同时要落到质量上，既要求法律意见书有质量、口头表达有质量，也要求通过沟通博弈达到辩护目标。最后，蓝律师以“推动有效辩护就是推动法治”作结，与三位报告人的讨论形成呼应。

闭幕式

江苏瑞格律师事务所主任周金刚博士作总结陈词。周主任首先指出，本次论坛切合了当今刑事辩护的发展路径，选题新颖；陈瑞华教授对刑事诉讼法历史的梳理、刘文轩副教授对刑事辩护权发展史的阐释，与会上关于有效辩护的讨论相互呼应，也说明刑事有效辩护仍任重道远。随后，他围绕数智技术与律师行业的关系展开，认为AI在法律领域的应用已具备系统性，未来可能形成AI共享平台，并对律师行业构成潜在替代；但职业伦理是AI所不能替代的。从实务角度看，还须警惕AI应用带来的证据造假等风险。最后，周主任总结并强调，面对AI对今后执业环境的影响，律师不必焦虑，但更应当具备前瞻性——从律师辩护的角度，是如何运用AI提升辩护质效；从律师业务的角度，是如何办理与AI相关的案件。

文字：冯璎珞、陈宇虹、李一诺

图片：邰悦

编辑：李若辰

审核：邓志源、徐之涵